但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两重属性很容易纠缠不清。
当时我国的政体形式有三个特征：政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再次，关于宪法性法律的甄别。
如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同月18日公布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1952年11月15日政务院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第125次会议通过、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等，这些文件涉及国家结构形式的构建，确定了央地关系的基本结构，因而也应视为宪法性文件。各机关的各级负责人，厅及室称主任，会称主任委员，司称司长，局称局长，组称组长，所称所长，处称处长，科称科长，必要时均得设副职。（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此外1952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不仅将《共同纲领》第9条、第50-53条的原则具体化了，而且将这些原则转化为了具体制度，构建了相应的权力体制，如第二章为自治区，第三章为自治机关，第四章为自治权利，第五章为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宪法本身的内容（相当于《宪法》国家机构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一节），而不仅仅是宪法性法律的内容。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1949—1954年 政体 宪法形式 。
二、1949—1954年我国的政体是什么 1949—1954年期间，我国的政体形式如果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是什么？根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等宪法性文件的规定，这一时期的政体有三个特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共同纲领》第12条第1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并列的，人大的至高无上性并不明确，这与1954年《宪法》确定的人大地位有明显不同。提案中列举了若干规定，但是仅仅就某一条款充分证明了相关的宪法问题。
五、双阶段性在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活动中的展开 诚如前述，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的合作使这一程序呈现出明显的双阶段性，并由移送机制实现了两阶段之间的连通。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被严格限制，法律解释请求提案只有在满足违宪之确信之于裁判的重要性两项适法性要件并通过宪法法院的审查时，才能最终地进入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对此予以了细化：……理由应直接叙明，即法院之裁判在何种程度内取决于这些法律规定之效力，以及这些法律与何种上级法律规范相抵触。虽然法官有义务基于法律与事实两方面进行阐释，但是全国人大的最终审查结果应当是抽象的，即脱离具体案件，只针对被审查对象作出规范性的判断。
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整体架构中，在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中也有迹可循。[3]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
在完成对移送机制适法性要件的审查后，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提案才能进入实质性的审查程序——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审查。[26]不难看出，法官仅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请求权主体，除此之外也再无启动其他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这便为上述三种程序提供了清晰的界限。制度的构建始于目的，在经由价值衡量后，各个国家在极为纷繁的宪法文化中选择了某一价值秩序作为指导。在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后，潘洪斌于2016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合法性审查请求。
[61]从原则上来说，欧盟法相对于德国国内法应当具有优先的地位。但从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来看，其并不认为欧盟法对于国内法这种优先地位具有绝对性，无论是欧盟法抑或国内法，均应回落至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指出的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也同样具有此特征。[40] 2.请求主体与审查主体的直接连通性 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法院若对某一法律的合宪性存疑，在原程序中止后，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
但权力的分散性可能会导致任一级别的法官均可随意对立法者之意志做出解释，并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擅断，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在设定之初便意图解决这一对矛盾：一方面致力于维持法官对违宪文件的存疑认识，保护相对人诉讼过程中的基本权利。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判例中，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有利于(维护)严格审查之于裁判重要性这一要件的两个论据。
加之法官被禁止对法律进行违宪性解释（违宪审查权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法官对法律的合宪性存疑时只能依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规定中止程序，继而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60]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601a. [61]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165页。
在对法律解释请求是否符合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对被审查对象违宪之确信做出判断时，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形，得出法律解释请求适法与否的结论。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必然意味着审判程序的中断，为保障诉讼程序能够尽快结束，法官的此项权力将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这一设计对于宪法的适用和基本权利的保护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39]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612. [40]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54页。当事人的审查诉求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实现，当然地可以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定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但在二战之后，由于人权遭受极端践踏的惨痛教训，权利保护的有效实现转变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
在法官按照规定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后，联邦宪法法院的筛查流程、针对解释请求做出的裁判形式、裁判的发布与适用，等等，这些构成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主要内容。（三）阶段间的移送机制 1.移送机制设定 移送机制作为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联结程序，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内部的细节设定最为集中的诠释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功能。
首先，法官在提请合宪性审查请求之前，应将合法性审查作为第一道筛查程序，当所适用的裁判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时，不宜将其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下文将针对此做出详细论述。[51]每次提交法律解释请求，对原程序的判决便会被推迟，根据这一原理，法官必须尽快结束诉讼。
另外，这一判断还具有规范性，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须依照联邦宪法法院所作出的合宪性与否的裁判对原程序作出判决。[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潘洪斌认为交警大队的处罚依据——《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简称《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11条第1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并不适当，[1]遂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官若任意地行使审查请求权，将与本案有关、但无关公民权利保护及审判结果的法律规范一并提出审查请求，或者在未穷尽合宪性解释的情况下，将仅仅存在违宪可能性的法律规范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都会导致庞大的案件基数。此案件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个人不必用尽法律补救办法，便可以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因为这是对基本权利的直接威胁。[41]《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规定：具备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之要件时，法院应直接请求联邦宪法法院裁判。
[50]第二个论据是宪法司法效能保障原理的要求。[45]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574. [46]Ernst Benda/ Eckart Klein/ Oliver Klein (Fn. 10), Rn 857. [47]Michael Sachs (Fn. 7), Rn 227. [48]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Fn. 8), Rn 567. [49]Michael Sachs (Fn. 7), Rn 568. [50]Vgl. Ernst Benda/ Eckart Klein/ Oliver Klein (Fn. 10), Rn 857. [51]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69页。
同时由于审查机构判决的规范性，对于特定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必然由于保护所有公民免受违宪法律之适用而推进至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37]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30页。
[58]提出法律解释的裁定中还必须指明宪法上的审查标准，并详细说明提出请求的法院对于被提出审查请求的规范的违宪性的确信。（二）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 1.被审查对象的范围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被审查对象仅包括已经颁布的、联邦和州形式上的法律，包括对宪法做出改变的法律（违宪的法律）在内。
三、双阶段性之结构 所谓双阶段性，指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界分，一般法院与联邦宪法法院合作完成针对某一具体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而在排除被审查对象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之后，再进行合宪性审查，并在满足程序性要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12]《联邦宪法法院法》于1970年的第四次修改最终确认了这一原则，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基础上针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标准问题，发展出了宪法附合的法律解释原则，即当一种法律的合宪性与违宪性的比重相同时，宪法法院应当把它解释为符合宪法的内容，作出合宪性判断。由于一般法院和宪法法院功能的界分，在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过程中，宪法法院针对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29]和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审查是相互独立的。
如若将抽象审查程序比作站在前方的宪法守卫者，[8]那么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具有与它完全不同的程序价值——防止每个法院以不适用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的方式，无视联邦和州立法者的意志。提案中被审查对象范围过宽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虽然对原程序的裁判仅取决于审理争议所需依据的规范，但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时经常会针对整部法律提出。
[33]同前注[32]，刘兆兴书，第178页。[42]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54页。
具体地说，就是审查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法规和命令是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并且有权宣告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和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26]同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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